「不行。」這個巧手匠說，「肯定不行！」 我讓他把一些黑白瓷磚貼到牆上去，他堅持說那樣會掉下來。後來我想了又想，認定沒什麼理由能證明瓷磚會掉下來，於是我自己把它貼了上去。
妹妹凱洛琳來的時候，我正琢磨這事兒她眼裡流著淚她小兒子入托的那個托兒所所長告訴她：。「要是你教孩子的方法正確，哪怕你走開他也不會哭。“
「胡扯！」我說，”他是個又好又乖的小寶貝兒，你不是不清楚！“
「可她還是兒童心理學碩士呢！」凱洛琳啜泣著，「她肯定知道。」
「單憑某些人是行家就能說明他們總正確嗎？」我說。接著我向她講了一件我認識的一個編輯的事兒 -
那是在佛蒙特的一個寒冷早晨，這個編輯開的車突然一陣發飄，於是她趕快在一家汽車修理部門前停了下來「別擔心，」機械師向她保證：「車一跑起來，就不會再飄了 」她了解自己這輛車，在過去哪次冷天它也沒有過這情況。可行家告訴她沒事兒，她也就只好將車開走了。
後來卻發現是水箱凍住了，她那輛車也幾乎報廢「真是報應，」她告訴我，「就因為我聽信了那些別人以為什麼都懂的人的話，自己對周圍事物應有的判斷也喪失了。」。
我對凱洛琳說： 「你對你兒子的做法也犯她那種毛病。」
我儘管責備，可對她還是非常同情的。這個世界已變得那樣複雜，我們在了解或同它打交道時，從能力方面就已失去了自信。但常識卻是現在和過去一樣是大有益處的。再多的專長也替代不了對某一人，某一情境的特別認識。多數情況下，你還得相信自身的判斷。
我是幾乎丟了性命才學會這一點。一天我在看書的時候，無意識地撓了撓後腦勺，忽然注意到有那麼一塊地方，在撓頭時發出的聲響就和指甲劃在空紙盒上的 音差不多。我馬上去找大夫。
「您說您腦袋裡有個洞？」他取樂似地說，「什麼也沒有，有的恐怕也是您頭皮上哪根神經彈出的曲子！」
兩年裡我找了4個大夫，他們都告訴我完全正常。找到第5個大夫時，我幾乎都絕望了：「我自己的身體我自己清楚，我知道裡面有什麼不對的地方。」
「你要不信我的話，我就做個X光，讓您看看我說的對不對 」他說。
果不其然，腫瘤在我腦袋裡已弄成了一個眼球大小的空洞手術以後，一個挺年輕的大夫站在我床邊，躊躇片刻後說：
「要說也是件好事兒，您還是很聰明的。大多數人都死在這種瘤上了，因為我們不知道它在哪兒，等發現時已晚了。」
我知道自己並不聰明，而且在權威面前也表現得很馴服。在找頭4個大夫看病時我就應敢於直言。當然，對某些完全肯定的觀點能提出疑問還是相當困難的。
行家們說的大都是那樣肯定。英國首 內維爾·張伯倫就表現得很自信，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他斷言過將出現「和平的時代」 。製片人伊文·索爾伯格曾不加猶豫地阻止過路易·B·梅耶，反對他購買“飄”的版權，因為據說反映南北戰爭的故事是賺不了幾個錢的連亞伯拉罕·林肯在葛底斯堡的演說也肯定地認為：「全世界不會注意，也不會長久記住我們今天在這裡所講的話......」
既然如此，我們就更不應讓行家之言所嚇倒。當遇到我們確實熟知的領域，如我們的身體，我們的家庭，我們的住所，讓我們聽完行家們如何說後，自己再做主張吧。我們的推測或許和他們的差不多，有時可能還要比他們的強些。看一下我用那黑白瓷磚貼的牆，你就知道我為什麼這麼說了，8年後，它仍牢牢地貼在那兒，看上去還是那麼漂亮。



 

作者：喬·庫德爾特